化繁为简,白中着色——访舞台美术设计家刘杏林
舞台灯光网舞台灯具资讯 更新时间:2012-2-3 14:42:34 编辑:雅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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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杏林,现任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舞台美术家》杂志主编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人生百态,嬉笑怒骂,全在这一方小小舞台上尽皆展现。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这里,你将震撼于金戈铁马、铁血豪情,感动于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尽可捧腹大笑,亦可破口大骂,舞台上下,戏里戏外,怎一番风风火火、热热闹闹,在在让人沉醉。
比起传统戏曲全靠角儿的功力,偶尔借助一点简单的道具,由得观众自行想象演员如何跨越千山万水,如何辗转春夏秋冬,现代舞台要复杂得多,布景、灯光、道具、服装、化妆,再加上监制、导演,整个团队几十人围绕着那一幕幕剧情开动脑筋,舞台设计也成了专门的学科。如何先声夺人,如何吸引眼球,如何突破已有版本,如何讨好口味越来越挑剔的观众,可真不是件仅靠演员演出即可解决的容易事。
这次采访中戏的刘杏林老师,时间上卡得很紧,正是他刚刚从第12届布拉格国际舞台美术展参展归来两天,百忙中抽出了一点时间。布拉格国际舞台美术四年展(简称PQ展),堪称世界舞美界的奥林匹克,是全球最大的表演艺术设计盛会,也是唯一以当代剧场设计及剧场建筑为主题的世界性展览,己有44年历史。刘杏林是今年中国国家馆展的主要策展人也是参加展出的7位舞台设计家之一。
刘杏林的舞台设计作品横跨多个剧种,主要有:话剧《原野》、《风声》、《兄弟》,儿童剧《红领巾》,歌剧《青春之歌》,舞剧《阿姐鼓》等等,而占据了更大分量的,则是数量繁多的各种地方戏曲,比如京剧交响剧诗《梅兰芳》、越剧《陆游与唐琬》、淮剧《马陵道》,更有粤剧、黄梅戏、昆曲、闽剧、锡剧、桂剧、晋剧等等。他曾获得多项国内重要舞台美术设计奖项,更是凭借越剧《唐琬》一举获得2009年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
综观他的作品,简洁大气,无多余赘饰,却极富韵味,可供细细揣摩,又蕴含变化,极具张力,特别是近年来,《陆游与唐婉》、《春琴传》、《海达•高布乐》、《关汉卿》、《唐婉》、《红裙记》、《马寡妇开店》、《红楼梦》等戏曲,这一条线更是逐渐明晰起来。刘杏林撷取古典园林的建筑因素,如庭院、楼阁,白墙、洞门,再加上传统美学的线条勾勒,如字、画,将圆月、浮云、横枝、灯笼等诗化意象融入舞台背景,采用白色等大面积的纯色色块,于舞台整体呈现中透出一股现代意味,形成并确定了他强烈的个人舞台风格。
米:《米丈志》 刘:刘杏林
布拉格国际舞美展
米:您刚从布拉格回来,能不能先来谈谈您参加这届布拉格国际舞台美术设计展的见闻和感想?
刘:创立于1967年的布拉格国际舞台美术展览每四年一届,我国从1987年开始参加。当时,我们的展品、展出形式都比较简单,主要是一些图纸和剧照。从1995年开始,我们参加展览的面貌开始有所改观,放在人家面前也不再显得那么落伍。到了2003年和2007年,台湾也开始参展,因为称呼“台湾”而非“中国台湾”,我们按有关方面要求退出展览。2007年时,我们的展品集装箱都已运到天津港,却不得不撤回。今年我们在准备展览的时候,对于是不是能顺利成行,其实心里仍然没有底。也因为开始准备时还没有得到有关部门肯定的答复,所以我们对场地的设置、空间的租用投入都不是很大,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多少影响到了我们参展的面貌。尽管如此,很多国际同行对中国再次出现在布拉格展上还是表示了由衷的关切和祝贺,对中国舞台美术的成绩表示了赞许。毕竟,让二十多年前我们的前辈打开的这扇对外交流的窗口继续敞开,对于中国舞台美术和戏剧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
参加布拉格展实际上还是想把我们的设计拿到国际场合上,跟外国同行互相交流,将各自的作品摆放在一起,互相取长补短,好有助于我们的提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专业都不可能关起门来自以为是。总要有一个开阔的视野,知道国际潮流是什么样的,本专业在国际范围内还有怎样的可能性,不断地深化对这一行的认识。
在参展过程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些年我们的设计跟世界水平的不断接近,甚至我们也在国际展览上获过大奖,不再像过去那样自惭形秽,这和我们最初出国参展那种状况相比,应该说有了很大提高。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舞台设计领域发展是什么样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在考虑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究竟是仅仅学习人家的表面手法,还是立足于自己的本土文化,在本土文化基础上进行新的舞台设计创作。
寻找传统与现代的联结点
米:您的作品看起来大多立足于本土文化。
刘:在努力这样做。
1991年去布拉格参加舞美展,是我第一次出国,当时很兴奋,主办方特意安排我们在布拉格市中心的巴洛克式的剧院包厢里观看了歌剧《弄臣》。但是看完以后,一起过去看的一个同学,他是在美国留学的,问我怎么样,我当时说了一句:“江南虽好是他乡”。就是说在那样一个完全欧化的环境,舞台上演的是西方题材,旁边坐的都是西方的观众,我第一次感到,仰慕已久的西方艺术形式跟自己的文化血脉其实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
改革开放后最初10年或者更长时间里,我们学戏剧的、学艺术的,对西方特别是欧洲的文化,充满了向往。我们刚刚打开眼界看世界的时候,看了人家的美术、建筑或者戏剧,会觉得耳目一新,总想学人家,但时间长了,就会发现那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怎么拿当代的眼光重新看自己的遗产、重新看自己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寻找自己的立足点,进行自己的创造。
巧合的是,我上个月去上海看李名觉的展览,跟上海歌剧院的一个小伙子聊天,他和他的同事也有类似感觉,按说一个唱西方歌剧的年轻人应该特别热爱西方歌剧才对,这很有意思。我1991年第一次在欧洲看西方歌剧到现在已经隔了差不多20年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有这种感觉,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外来文化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对与自己相关的文化基因,可能会认识得更清楚一些,比起过去刚刚改革开放时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会显得更清醒一些。
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对戏曲的舞台美术设计,特别是今天新排的戏的舞台美术设计比较感兴趣。我做《唐婉》或者《红楼梦》这样的戏,一方面当然是出于我自己对传统文化、传统题材、传统戏曲样式的兴趣;另外一方面则是我刚才所说的,从今天的角度看待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重新寻找创作的立足点。这样的话,既有中国传统的美学价值,同时看上去又不是一副老面孔。最近的设计其实都在这样尝试。
米:近年来有台湾作家白先勇先生大力推广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也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喜爱,也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一种结合点。
刘:对。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大学里的学生,开始喜欢昆曲,而且从我的了解来说,很多出了国的特别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一些人,反而对传统的文化样式有了更多的感情,因为文化视野开阔以后,经过不同文化的比较,就会觉得它更亲切,它虽然不够新,它是多少年以前的东西,但是并不证明那里面传达的信息和感情跟你毫无关联,它有时候可能比西方文化更加触动我们。
中国的戏曲,尽管我们今天似乎觉得它是已经变得僵化的一种历史遗产了,但实际上它仍具有很重要的文化价值,特别是创造潜力。传统戏曲本身的一些美学观念和原则,在很多地方都跟西方当代戏剧的追求不谋而合,有很多近似之处,特别是对于“剧场性”的认识。我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或者说越来越多有知识的观众认识到戏曲的价值。
前一段时间,我做的北方昆曲剧院的《红楼梦》(编者注:即刘杏林先生此次布拉格参展作品)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意大利使馆一个文化处的官员给我打电话,她说自己特别喜欢这出戏,觉得样样都好。她是意大利人,不过在中国已经待了好多年了,对中国文化也比较熟悉。这让我再次想到,一种文化样式,包括一种舞台戏剧的演出样式,如果它有价值,如果它真正传达了某种东西,具有自己特色的话,可能会让更多的人理解它或者接受它。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社会转型中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样样事情都处于一个还不成熟的阶段。因为我们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不文明阶段,一些传统文化被人为地阻断,然后又重新连接起来,经历了这样的阶段以后,戏剧不但没有培养出观众,还推走了很多观众,可以说很多年轻人不熟悉或者不知道像京剧、昆曲这样的东西,跟这种中断也有关系。但是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会像我个人所经历的一样,慢慢地渗入每一个人的内心,不会简单地消失掉,有一天也许戏曲原来的表面形式没有了,但它的基因也许会转化成很多别的东西。
这也就是我特别重视能够以戏曲为主题不断地尝试,不断地认识的一个出发点。我相信这些东西它本身来说可以启发当下的创作,长远来说,它可能同时在给你提供某些文化滋养。所谓文化属性是一种很具体的东西。我早些时候对于戏曲也不是特别热衷、特别爱听的,但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你就会听出来那里面有某种让你觉得接近的东西,或者你觉得很有味道的东西,或者你觉得带有某种很多年积淀下来的那种东西,它远远比简单地听西方歌剧或者接受一个西方艺术作品要对你更加有所触动。
米:这届布拉格展上,国内参展作品是不是大多都跟传统戏曲有关?
刘:我们这次参展的主题叫做“继往与求新”,国家大剧院高广健参展的是京剧《赤壁》,广东的季乔参展的是一个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导演是陈薪伊,都是跟中国传统或者说地域文化有直接关联的主题,主要还是想反映我们今天在舞台创作中对自己文化的态度。
在这个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大量西方文化涌入,我们怎样面对我们原来的传统呢?这是舞台美术也好,其他专业也好,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你要拿你的创作实践回答这个问题:是完全忽视原有的传统,还是把它当作很有价值的东西再加以利用?
米:那么西方国家的参展作品是更多地展现自己的传统文化,还是更多展现自己当代舞台设计的最新趋势呢?
刘:这两方面其实是分不开的。每届布拉格展的最高奖项被称为“金马车”奖,这个奖是颁给参展国集体的。上届的获奖者是俄罗斯,他们很具规模地展出了一批契诃夫戏剧的当代设计,而契诃夫是100年前的剧作家。你可以想见,这些设计是既和俄罗斯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又具有当代性的。这届“金马车”奖的得主是巴西,巴西展馆的墙被涂成了红色,作品琳琅满目。从剧目的选择、剧照以及场景的设置,都能立刻感受到巴西人的炽烈、火热的情感。
当然,展品是否充分,是否独特,也与最终能否取胜有关系。不过,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对于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深入开发,才是获奖的重要条件。
我们都知道,艺术,无论戏剧、美术还是建筑,都离不开创造性,创造的基点是什么?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要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有适当的把握,才能立足,并在世界范围内显出它的价值。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特别需要重视的方向。
园林里的唐婉与红楼
米:能否谈谈您这次参展的作品昆曲《红楼梦》?我们都知道,《红楼梦》是我国最著名的古典小说,改编成戏曲、影视剧后更是有多个经典版本,您怎样设计舞台,使它与以前的版本有所区别,具有新的特点?
刘:《红楼梦》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东西,小说、戏曲、电影、电视剧,数量很多。不过在戏剧和戏曲舞台上,不可能把贾府、大观园的所有场景和景色都照搬上去,那不是舞台擅长的,也不讨好。所以我们最初就明白,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脱离舞台的特点,像小说、电影、电视剧那样,全面展现贾府和大观园里各式各样的宅院和建筑。
另外,对一部戏的认识和把握,总需要有一个切入点。我找到的角度就是和建筑相关的。《红楼梦》里人物活动的主要环境是中国传统的园林和宅院,那么为什么不能从传统建筑因素中寻找设计的途径呢?
最后,我选取了传统园林建筑中的“圆洞门”和“漏窗”,把它们提取放大,形成四层变化的景片。所有演员的活动和舞台上的景物,观众都必须透过大小不同、层次不同的景片中“透”的部分,才能看到。总体上由此入手,而另外加入的每一样局部景物,都是这些传统园林建筑基本要素的补充,比如一段栏杆、挂落,或者一枝花枝、一棵枯树,几根立柱、半个亭子,都以放大了的圆洞门和漏窗为构图因素,在它们前后出现并组织在一起。
米: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苏州园林“移步换景”的景观特点。
刘:对。我在设计的时候,一直试图把握中国传统园林建筑里两个特别重要的元素。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移步换景”,就是游览的人走几步后,在建筑的“透”与“漏”之间,景色不断发生变化。那么在舞台上怎样造成这种感觉呢?一般来说,观众在剧场里看戏时是静止的,不可能行走,和在园林里游览不一样。我把景片做成活的,让这些“透”或“漏”的景片在流动变化中不断遮挡、组织、重叠,造成如同观众在园林里走来走去的感觉。景片有四层,当景片前后、层次改变的时候,“透”或“漏”的感觉就会改变,观众透过圆洞门或大的漏窗看到的场景也发生改变。
还有一点就是“白”。我去过不少江南园林建筑,包括沈园、兰亭,还去过很多次苏州园林。几年前,我在苏州待过一段时间,有计划地在每天工作之余去一处苏州的园林,不是像以前那样匆匆的普通游览,而是从容地漫步,仔细体会古典园林细部的结构和美学方法。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网师园,我看到一面很大的白墙,墙上开有一个月亮门,门上有一块小匾,匾上写着“云窟”。你可以体会到,古人并不是把这面白墙仅仅简单的当作功能性的隔墙,而是赋予了这堵墙“云”的意境,圆洞门仿佛就是进入云层深处的入口。再比如苏州狮子林的“立雪堂”,由于文字的提示,我从厅堂看到窗外那堵白墙,不由会联想起雪景。
我觉得园林里的白墙有两个特性,一个就是“白”容易引起具体的形象联想,人们会因为文人的命名而体会到一种意境。另外从抽象意义上来说,现代艺术,包括建筑、美术、平面设计,都有过极简风格,强调大面积的空白,这在当代美学思想里是非常有价值的,在当代西方戏剧舞台设计上也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追求。这和传统国画里的留白、园林里的白墙出发点不同,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有一种契合。留白也好,极简也好,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中提供的这种元素,在设计中也便于处理舞台上虚实、有无的关系。
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我在设计《陆游与唐婉》、《唐婉》、《红楼梦》时,白墙,或者白的建筑结构的提取就并非仅仅是建筑结构的提取,而是与今天视觉艺术的追求有了类似的形式特征。我在《唐婉》中运用大面积的白,常常是在努力开发它的现代感。大面积的白或虚,也并不是无,而可以将已有的形象包括演员衬托得更精致。
米:您刚刚提到舞台设计时采用了很多层景片,那么会不会造成舞台被压缩、分割成小的体块?
刘:浅与深、透与隔,总是相互配合的序列,完全是跟着剧情需要变化的。舞台需要场面宏大的时候,只有最远处一层景片,留出了很大的前区表演;一些私密的戏剧情境,比如“黛玉焚稿”或者“夜读西厢”,舞台就可以层次更多一些。
舞台的核心是空间,尽管有限,但它和建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怎样切割、使用每一部分空间。不同的是舞台空间在演出中是流动变化的。为了特定的演出,怎样切割得有趣、变化得有效,是舞台设计的乐趣所在。哪一段戏需要深,哪一段戏需要浅,哪一段需要有层次,哪一段需要一览无余,这些空间体量都和具体的剧情规定有关。
如果做得恰当,舞台空间就会成为一种有表现力的语言。比如景设置得低就会让你感到压抑,景设置得浅就会让你感到局促,深远的场景则符合人物开阔的心境。怎样结构舞台上的空间,尤其是演员使用的那部分空间,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应该是带有意义的。
舞台设计这一行
米:从您的作品来看,您似乎更多的参与到传统戏曲的舞台设计工作当中,这是否意味着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情结?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您进行舞台设计有哪些帮助?
刘:其实我并没有特别有意识地去系统学习传统文化。小的时候,把一些古典诗词抄在笔记本上,也不是为了考试,好像完全出于兴趣,何况当时可接触的文化资源也很有限。现在看来,传统的诗词和文学作品里的某些东西,如果长时间接触,并不一定要全背下来,仅仅留有一种印象,当你后来需要表达某种意思的时候,它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融合在你的表述方式里。比如现在有时我跟导演合作,提到对某一场戏的氛围的理解,会自然地想到借用一句诗词来概括、解释。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接受过程,也就是说长期耳濡目染的文化为你提供了表达方式,不仅诗词,也包括园林建筑,包括西方的美术,包括各种各样渠道接收来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沉淀下来,都成为你将来表达的基础,这与在学校课堂里学习是不一样的。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近些年来去布拉格四年展的时候,正好威尼斯美术双年展同时举行,我也顺路去威尼斯几天看展览的原因。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视觉艺术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方法,也许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启发到你。
米:如何将这些因子转化,最终成为自己的东西,这是个难题。
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首先,你得不断去做。作为一个鉴赏家,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你可以只看,或者只说。但是做视觉艺术的人,最后的成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不是光靠说就能解决问题的。做的时候又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比如个人天赋、艺术灵感、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等等。经验是很重要的,什么好看,什么不好看,得不断去做,不断体会、认识,都是不能缺少的,在这个意义上做又在推进思考和认识。
认识是前提,比如自己这行是怎么回事,那些视觉语言、文化语言怎么组织利用,怎么看这个剧本、这个剧种,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你最后拿出来的东西。如果你事先不思考,做着看,那你拿出来的东西必然是潦草的、没有深度的;只有你想得尽可能深和透彻,有自己的认识,才是往下做的基础。这很重要。
当代美术界经常进行各种讨论,包括建筑界也是,戏剧界、尤其中国的戏剧界不是那么充分。英国资深的舞台设计家帕梅拉•霍华德近年出了一本著作,叫做《什么是舞台美术》。这个题目看似平常,其实取得非常好,虽然教科书、辞典上早就有这个词条的解释,但如果你真正做这一行,你就会知道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答案,而且你在不断地以实践回答这个问题。这一学科的知识背景在变,每个人的认识也在变。如果不去琢磨这些东西,糊里糊涂地做,就会没有方向和方法,所以做我们这行,创作中每一个环节每一次判断和选择都需要你的认识。
米:有些导演,比如黑泽明,喜欢在片场画素描,具体的人物场景设置都画出来,您是不是也这样做,或者采取其他一些手段帮助您理解这个剧本,进行舞台设计?
刘:我特别赞同上海戏剧学院胡妙胜先生的论断,“在某种情况下,当代的舞台设计也是动作设计。”舞台设计者需要为导演提供可供演员表演、活动的布景结构。因此我常在剧本上画满了构图,包括每一个场景演员的位置,不一定导演都会采用,但是至少能帮助我完善设计,增加设计的可行性和说服力,导演的调度也会多少受到影响。
米:您除了传统的戏曲之外,也有一些现代的话剧、歌剧等作品,它们的舞台设计有什么不同?
刘:风格上会有些不一样。比如我最近和上戏导演系主任卢昂老师做的山东歌舞剧院的歌剧《赵氏孤儿》。歌剧与戏曲不同,一般来说舞台上的景更直观,更有视觉冲击力,更讲求尺度,要有一定体量,歌剧也更要考虑到声音的表现,让演员的声音更好地返到观众当中。设计时就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而戏曲,最擅长的是以小见大,以少见多。
再比如,我也设计过《爱情蚂蚁》《楼顶》一类的实验戏剧,一度也曾混迹于民间剧社,这些剧目都是在小剧场演出,要求因陋就简,不可能特别复杂。而且从根本上说,在这类演出中,质朴本身就是美学追求。比如《爱情蚂蚁》中,我们去汽车解体场买了一辆撞坏了的汽车壳子,运到剧场去作为布景。《楼顶》中的布景则利用了大量废旧包装箱和电视机。
这种不拘一格甚至大胆妄为的方式也曾经是我感兴趣的路子,但是现在看来更多是一种形式上的实验和尝试,这种表面实验性的东西置于国际环境中很难显出独特价值,将实验精神延续到本土文化的更新中似乎更能深入,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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